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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但是后来儒教就不满于这样的状态，开始将手伸得更长，要得更多。

    权力是一种特别的东西，也似乎是华夏人与天俱来的信仰，是那种高人一等的绝对权力，是那种牧羊人对于羊群的权力，是屠夫对于牲畜的权力，所有的道德和伦理都建立其上，就成为了一个极端暴力且血腥的集合体。

    儒教太过于眷恋这样的权力了，所以儒教也从一个原本的学术教派，迅速的转变成为了一条趴在帝王脚下的宠物，向所有敢靠近王座的其他教派露出了爪牙。

    当时还是太子，未来成为汉元帝的刘奭年轻时就曾经劝谏父亲汉宣帝刘洵：“陛下持刑太深，宜用儒生。”

    汉宣帝气的痛骂：“汉家自有制度，本以霸王道杂之，奈何纯任德教，用周政乎？且俗儒不达时宜，好是古非今，使人眩于名实，不知所守，何足委任！”

    而这个刘奭，便是大名鼎鼎王昭君的历史配角……

    说来也是奇怪，但凡事大规模鼓吹儒教，然后儒教强势发展的时候，对应的都是王朝的衰败……

    春秋战国时期，鲁国实行儒学制国，结果国家不但没有强盛，反而很快被灭。

    西汉武帝以前，没有实行儒学，实行了黄老学说，国家逐渐发展。到了汉武帝时期，刘彻为了对付匈奴，采用了加强集权，这个时候儒教替汉武帝做出了思想理论上面的行动依据，然后儒教渐渐兴盛，而伴随着代表着封建大地主阶级的儒教士族集团兴起，汉代也渐渐的衰落，直至当下的乱局……

    再往后，在唐朝初期，九品制度被废除，儒家学派被削弱，国家再度强盛。

    宋朝，因为担心黄袍加身的再次上演，对于武人的打压达到了新高度，儒家学派便借这个机会卷土重来，法家、兵家被削弱，国家对外极其软弱，对内则全力维护君权，打压贫民，无视社会变革，抑制商业经贸发展，企图再度回到上古的小农经济当中。到了南宋，儒家更是加强，然后便没有然后了……

    宋朝的灭亡可以说是儒家制国失败的经典案例，明朝也是如此，儒家学派再次加强，所以……

    至于清朝，儒教为了迎合统治者，更是扭曲的不成人形了。

    或许都是巧合。

    当然儒教在这其中，也有不少热血志士，但是奈何太多的卑躬屈膝，太多的水太冷，太多的为了权力就可以不顾一切的优秀人物，终究是营造出了这一切。

    竹林当中，清风徐徐，原本应该是清净轻松之地，然而蔡邕的现在心情，却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可以轻松的……

    “汝之意，某亦知矣……”蔡邕说了一半，然后摇了摇头，长叹道，“儒生争权……乃求一活路尔……”

    其实蔡邕说的也没有错，在汉初的时候，在儒家刚刚在思想、文化和教育领域上得到了独尊独享的盛誉和垄断权力的时候，由于儒家极为害怕这种在人们思想领域中的独断权力会迅速丢失，以及害怕再出现一个类似当年诛杀他们“暴秦”这样的法家政权卷土重来，所以儒生儒者们对法家思想的攻击就相当猛烈，甚至不惜将这种争斗，覆盖到其他的学派当中……

    后世那些动不动就叫嚣着要走别人的路，让别人无路可走的，想必在汉代这个时候及其符合儒生的观念。

    “如此便可以笔墨杀人？”斐潜说道，“此种伎俩，亦为孔子所授？”孔子是没有动笔墨的，他最多只是动动嘴，而用笔墨杀人，则是后续的儒生衍生发展出来的。

    蔡邕是比较倾向于古文经学的人，所以斐潜也就直言不讳了。和今文经学那种动不动就糅合各种道、法、阴阳等等学派为己用的拿来主义者不同，蔡邕更注重的是原汁原味的传承和发展。

    就像是董仲舒，三次应对武帝的策问，用阴阳五行、天人合一的思想对儒学进行发挥，把儒学改造成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神学理论体系，其中就已经是糅合了道家、法家、阴阳家等的成分，然后便成就他的一家之言。这种侧重于义理论证的治学目标和治学方法，实际上开创了今文经学派的治学风格和治学态度，儒教也变得越发的神秘化和宗教化。

    这一点，恰恰也是蔡邕看不惯的。

    蔡邕可以容许今文经学的发展，他也不反对今文经学的一些诠释，但是动不动就以心论之，随便扯一个句子便说其中含有孔子的微言大义，然后一个字一个字的穷究下去，这样的治学态度，让蔡邕很不以为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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